前军官回忆64集团军95年丹东抗洪纪实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虽然当时经历的一切已经成为了记忆,但那遗留在脑海中的影象,却在提醒 着我不要忘记那些曾经为这个城市的安全奋斗过的人们,有时间一定要写写他们,当作一种怀念吧。

  一、临危受命

  95年的八一前后,我正在丹东的家里休假。记得那是我调到集团军机关工作后第二次休假。当时我们的军部是在大连,由于工作需要我从丹东的191师机关调到64集团军作训处工作,主要负责战备训练等方面的具体工作。由于刚调去时间不长,领导还没有完全了解,主要干一些打杂的事务性工作。放假前处长姜维告诉大家,上级通报说今年的雨水偏大,部队可能要执行抢险任务,要求大家回家后随时听候命令,但是丹东方向可能是例外。看着几位沈阳的同事都拿着迷彩服回家,心里还是很难受的。在机关工作最大的痛苦是领导在关键时刻不分配任务,也可能考虑自己是新来的吧。儿子哪时刚七岁,正是恋父的时候,成天闹着去公圆。 当时的鸭绿江公圆还收费,在领着儿子去时特意去看了一下水位,也没有感到有多危险,哪几天丹东的天气特别热,连着半个多月没有下雨了,人们都在盼着赶快下场雨,缓减一下闷热的天气。听说我还准备抗洪,家里人都笑我当兵当的成职业病了。

  7月30日上午,突然接到处长电话,让我参加集团军丹东方向前指,并告诉我具体指挥这个方向的是葛军长,副总指挥是装备部长宋友。并让我下午1时前在山上191师招待所汇合堪察地形。我赶快找借了一套军装去了招待所。

  宋部长是原坦克旅的旅长,吉林苍图人,担任多年的指挥员,处理问题非常果断。看到我后,简单地点介绍了一下情况,告诉我受赵民贵处长领导参加 前指工作,晚上也不能回家。紧接着我们几个就乘车去江边。丹东市水利局是市政府抗洪抢险的指挥机构,就设在江边的一座三层小楼内,接待我们的是一名值班人员,四十多岁中等个子。在我们说明来意后,告诉我们“还没有接到抗洪的通知,听说局长去开会了,也没传达什么精神,不会有什么大事的。”,宋部长看后也没表什么态,只是请转告领导一声,我们是沈阳军区丹东方向抗洪前指,我们军长下午就到。

  傍晚快五点多,军长葛振峰赶到前指。宋部长汇报了我们堪察地形的有关情况,市委市政府领导及水利局值班有关情况。军长要求我们尽快建立与军区作战值班室、辽宁省抗洪指挥部、东电公司、丹东市政府的联系,要求通知部队做好抗洪救灾的物资器材准备。当天晚上我们就设立了两部地方电话、两部军线电话,还有400瓦短波电台等。我还收集了丹东方向团以上领导的传呼号码。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我们与地方政府、所属部队之间的联系只能靠这些手段。实践证明这些先期 准备工作为保障指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时的指挥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住的是一座日式小楼改做的招待所,共两层楼6、7个房间,首长们在楼上住,我们值班人员在楼下。我和另一名值班的参谋 住的地方就是值班室,老卢个子高住在沙发上,我相对短一点就住在橱柜里,那是一个日本式的大橱柜,能有1米多深,晚上住进去后一拉门,打扑克的声音几乎听 不到了。在丹东抗洪的十三个日日夜夜里,这里就成了指挥千军万马的中军帐,丹东市上游四条江河的水清源源不断地报知到这里,丹东市几十万人口的命运就与这 个小屋息息相连,在即将结束这次抗洪救灾行动时,丹东市主要领导曾光临这里,他们深深地受到了感动,时任丹东市委书记的王唯众看了我住的小橱柜后说:我代 表丹东市人民感谢你们。

  二、艰难决策

  丹东抗洪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抗洪行动。因为这次抗击的洪水是丹东地区近20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当地生活的老百姓只到水淹到房顶才确信这是 真的。水灾人成因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鸭绿江(朝鲜文:???, Amnokkang)古称坝水,汉称为訾水,唐朝始称鸭绿江,因其水色青绿、恰如鸭头而得名。 鸭绿江发源于吉林省长白山南麓,先后流经吉林省、辽宁省的长白、集安、宽甸、丹东(此段约300公里。江面宽阔,两岸风光秀丽,在入海口一带,盛产大银 鱼)等地,向南在辽宁省丹东市东沟附近注入黄海,全长795公里,流域面积6.19万平方千米,是中朝两国的界河。

  鸭绿江游共有四条支流建立三个水库,朝鲜境内的秃鲁江和我国境内的三条江,由于这游的植被保护的比较好,是我国降雨量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沿河而建的水库层层衔接,主要功能是以防洪为主,收集 的水量主要用于下游稻田地的灌溉,发的电两国共用。其中水丰水库存量为五个亿,是当时给沈阳造成水患的大伙房水库的二十倍。由于涉及与邻国的问题,使这个 地区水库的管理更加复杂。95年的大水从源头上来说就是因为当时水利部门或者说两国的水利部门对何时放水,放多大量的水棋不定,在暴雨来临面前没有做准确 的预测,导致后期的被动。(据说大伙房水库当时也是这个原因)当时预测最大的洪峰是八月十三日,因为这天是农历十五大潮,如果恰逢上游水库放水,灾难就不可避免。

  事情的发展恰恰不以人们良好的愿望为转移,到了八月五日,人们争论的焦点已不再是何时放水的问题,而是从哪个口加大放水量的问题了。事隔多年我又一次去水峰水库堪察时又一次认真察看了这个让人欢喜让人扰的水库才理会了当时领导决策的艰难。进入八月初,上游普降大雨,日进入水量超过了出水量,必须启用新的排洪口放水。当时有两种选择:一是从正坝排水。从正坝排水要涉及下游的几十个村庄,特别是要淹没领国的两个中等城市,他们提出了不同意见。二是从附坝排水。从附坝排水主要是从我国境内经过哑叭沟尔后再进入鸭绿江。哑叭沟当时有居民三万多人,共十三个自然村,东北刚解放时这里的管理由苏联红军负责,当时一名苏军中尉喝酒后误开阐门曾发生当时的住在沟内的居民全部遇难的悲剧。我国政府接管后曾限制居民的搬迁,但由于这里的附近山沟里的居住生活条件比较 差,很多居民还是陆续搬到位于附坝下方的哑叭沟里来居住。如果确定从附坝放水,将涉及这些居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这是当时各级决策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还有就是鸭绿江内岛上居民的搬迁问题。鸭绿江的岛屿多由河沙冲积而成,主要集中在珍珠泡附近,这些岛屿历史上曾有过争议。50年代中朝两国形成协议,确定四条归属原则,其中一条即为谁先居住归哪国所有,江中涉及的73个岛屿有62个归朝方所有,只有11个归属我国。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江心岛也成为人们 发展生产的好去处,这一带的岛屿共涉及三万余人,15年自然村。上游放水将淹没有所有的村庄,这里的搬迁问题也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痛的地方。从旁观的角度 看,当时的决策们大都没有经历过类似的灾害,对处理这样复杂的局面缺少必要的经验。既要考虑将群众的受损程度降到最低,还要考虑一旦水位发生低于预想时处理的办法。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回来讲,市委会上就两个地方搬不搬,如何搬,意见也是很难统一的。丹东市的决策者们开了一整天的会,还是迟迟定不下决心。

  关键时刻军长葛振峰拍板定案,首先他明确表态“我是沈阳军区丹东方向抗洪总指挥,全权负责这个方向的一切事务。这次洪灾可能将是历史最大的一次灾难,我们必须拿出对党和人民负责的勇气来面对这次挑战,如果不即时搬迁可能的损失会更大,只有搬迁才能将损失降低到最小。这个决心由我来下,所有的后果由我来承担。”他的一席话,深深地震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一致同意迅速组织搬迁。在会上又确定军地具体分工,对可能出现的重大分岐的宽旬方向派出由市委副书记带队的指挥小组专门负责。太平湾方向派出一个步兵团,丹东市内集中两个师的兵力和地方征集的力量。紧张的抢险工作随即有序展开,很多人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都发自内心地说丹东是被一个老头救的,因为当时葛军长头发不多,在电视上一看象一个老头一样,在当时就是这个近似光头的老头给了江城人民稳定的信心。

  若干天后,丹东市委、市政府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班子到大连慰问,市委书记王维众,以自内心地说:“是解放军保卫了丹东市,如果没有解放军,丹东的损失会超过 任何一个受灾的城市。”虽然由于吉林桦旬被洪水破城,人员财产损失巨大,涌现了大批英雄模范人物,而丹东方向因为没有造成损失自然就没有什么值得新闻媒体 关注的地方。只有亲身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们不会忘记曾经为这个城市做过贡献的人们。我多么希望若干年后,丹东市在江边树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塔,上面雕刻着“献给为95年丹东抗洪做出贡献的人们”,那将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不是这里的人们善于忘记,而是当时的危难时刻,更多的压力被少数 的领导和军队承担了,更多的人们还是歌舞升平中渡过了一个不为人知的节日。当他们清晨起来到江边晨练的时候,看到的只是退去的大水,堆在坝门口的沙石、水 泥。曾经的激烈的喧闹被日似一日的生活淹没了。偶而会有人在茶余饭后说道说道,那一年―――

  三、激战午夜

  看过98长江抗洪的都忘不掉人们抗草贷子的身影,特别是大坝决口时跳下水去的人们。丹东的抗洪却是在平 静之中迎来了他的紧张和激烈。丹东的沿江大堤,是由日本人建造的,日伪占领时期上游没有建设这么多的水库,丹东连年遭受洪水灾害,为解决这个为害江城的水 患,建设了这条大坝。坝长约十公里,依河岸顺势而建,隔一公里设一个坝门,坝门宽约六米以上,平时可作为人们交通通行的路口,大水来时用木板加黄泥封堵。 由于多年没有发生过大水,好多配套设备都已见不到踪影了。指挥部决定尽快恢复各坝门的功能,在10个坝门上配备一个营的兵力,地方政府出一名副市以上领 导,4台吊车、4台翻斗车、水泥砂石木料等。战斗虽然是零碎的但是仍然是激烈的。请大家随着我的描述走进那紧张的夜晚吧。

  江沿保卫战是在沿江大堤上展开的。八号坝门位于市中区附近,紧靠着丹东市政府和主要商业区。水位最高的时候,这里上演了一场人水大战。鸭绿江 的水位平时维持在2-3米,上游承担着发电灌溉等任务,平时还有排污的功能,江边到处可见由坝内通往江中的排水管,这次大水上涨后,水平面超过了居民的住 房还多,这些隐藏的水管又成为倒灌的出口,高出地平十几米的水压力非常大,沿这些管子出来的水像喷泉一样,如果不堵住,很快会危及市区的安全。这些管子都 在地下下几米深,只有从江面一侧入口处堵死才能有效。要是在平时没有水的情况下,可以说是易如翻掌,任何一个修理工就可以完成,可是当十几米的水上升后, 完成这样的任务只能是采取水下作业的方式进行。勇敢的572团2营的官兵,冒着随时被吸进去的危险,一次次潜下水去,排除了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圆 满完成了任务。

  珍珠泡土坝是唯一一处没有水泥坝的地方,这里的土坝是解放后政府组织群众修建的,因为这里位置较高,距离水面较远,一般情况水会高过坝顶的,可是这次的洪水例外。到11点多的时候这里告急了,上涨的江水从坝底的鼠洞中涌了出来,危急关头573团的官兵们跳下江岸,排成人墙用脚一点点踩,成功地堵住了漏点, 保住了岸堤。让人难忘的是附近的一家居民把自己家正准备盖房子的水泥、沙料都献了出来,还有一家收废品的正好收了一大车的塑料代子,全部无偿献给部队使用。

  浪头粮库是国家储备库,装有十几万斤粮食,大水来了后,这里成了一片汪洋。炮兵团的官兵们不顾一天的劳累又一次投入抢粮的战斗。一昼夜、数百人、凡十万 斤,在没有任何先进设备的情况下,任务终于完成了。

  四、坐阵中军帐

  在丹东抗洪紧张激烈的日子里,最难忘记的还是我们在指挥中心的十三个日日夜夜。前面讲过,我们这个指挥所的简陋程度,但就是在这个简单的再不 能简单的小屋里,我亲眼目睹了领导运帷幄的风采,具体处理了一个又一个复杂的情况,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当时的指挥里4部电话、1台电视,电话是用 来与地方政府和部队联系的,电视是每天用来收看天气预报的。当时我手中记录了数百个相关单位的电话号码,这一部电话几乎连接了东北地区所有与丹东抗洪有关 的电话号码和单位负责人,每天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各种信息,随时提供给领导决策,我们掌握的情况有时比丹东市政府值班室掌握的都具体准确,这些信息为领 导准确决策提供了依据;我们还通过电台和无线电掌握着所有团以上部队的情况,为领导随时指挥部队创造了条件。比如我们对舟桥团的指挥就是通过政委一个传呼号来进行的,他们由辽中返回丹东答途中没有任何联系方式,为保证军首长在丹东投入的决心,我先后发了几十条信息,只到半夜部队路经通远堡时回电才联系上, 为最后使用这支突击力量创造了条件。

  在丹东抗洪最紧张的时候我指挥着丹东所有的部队和地方力量。那是8月11日晚,事先我们已接到通知,晚上10点30分水位将达到最高点,关键的时候到了,先期准备的十几个日日夜夜就看晚上能不能顶住了。吃完饭我就坐在电话机旁守着,生怕由于自己的粗心大意造成半点差错,首长们都在现场指挥去了,指挥所静的要 命,当时我心里只嘀咕,领导们都不在有情况我可怎么处理。大约九点种,听得外面汽车声,葛军长、宋部长等领导都回来了,军长走到值班室,对我说“小朱,部 队都安排好了,191师已经上去了,一个团负责两个坝门,坦克旅在哑叭沟、193师在太平湾,192师在驻地待命,你看不够就让他们上来,我先睡了,有事你先处理 吧。”说完就走了。宋部长呆了一会儿,告诉我:“这里交给你了,我去休息了,有事行找我。”真没想到领导在这样大的任务面前,能这样沉得住气,把这样的任 务全部交给了我。事隔多年,我总是自豪地和别人说,95丹东抗洪最紧张的时候,是我在指挥着一个城市和十几万的抗洪大军。说句实在话,也正是从这件事,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大将风度,在往后的几年中,我跟随葛军长多次完成了战备演习、沈阳抗洪等任务,每次都有很大的收获。

  半夜1点多的时候,我正暗自高兴大水下去了的时候,突然丹东市领导来电话,江心岛上被困数千名群众请求派直升机救援。我与军区作战值班室联系后答复天亮后再定。一名市领导非常严肃地告诉我,必须马上找到军长。我当时答复三条理由:一是我军直升机目前还不具备夜航的能力;二是江心岛是界江,搞不好会有涉外事件;三是岛上没有降落场,完成任务困难。地方领导非常不高兴地对我说,你们解放军不能见死不救等等。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盲目地答应下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无法实现,可能后果会更差。做为补救措施,我又与军区作战值班室联系,请舟桥部队返回执行救援任务。第二天我把几个情况的处理向军长汇报 后,军长非常高兴,表扬了我。在集团军组织的抗洪救灾总结大会上,葛军长还专门就执行紧急任务时指挥所的问题作了讲话,特别强调参谋人员机断行事的重要性。

  丹东抗洪已经成为历史了,在当时情况下,我有幸在前指这样的指挥机构中工作,发挥了自己应尽的责任。为丹东人民做了一点贡献,多年以来都是引 以为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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