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三光政策:华北人口曾暴减两千万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欲使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疯狂野蛮的屠杀和掠夺。他们人性沦丧、兽行肆虐,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实施杀光、烧光、抢光的暴行罄竹难书。“三光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笔者进行了追根溯源。

  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乘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西欧和北欧迅猛推进、美国尚未完成战略准备、西方诸国无力东顾之机,积极准备实行南下政策,攫取英、美、法等国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殖民地,以期早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为放手南进,日军大本营妄想早日解决中国问题,使中国成为其“南进”的后方基地,于7月23日发出“迅速处理支那事变”的命令。为此,一面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讹诈和政治诱降,扬言要“南取昆明,中攻重庆,北夺西安”;一面集中主要力量继续进攻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在华北,侵华日军疯狂推行所谓“肃正建设计划”,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的“囚笼政策”,企图分割摧毁各抗日根据地。至1940年7月,日军在华北新建修复铁路2300千米,公路1.5万千米,新建碉堡据点2700多个,以进一步巩固其占领区。

  杀光——1941年1月,日军在河北丰润制造“潘家峪惨案”

  为粉碎日寇这一恶毒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配合正面国民党军作战,八路军总部发动了着名的“百团大战”。遭受沉重打击的日军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随后从华中正面战场抽调2个师团加强华北方面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扫荡”,并实施所谓的“烬灭作战”,杀戮居民,对粮秣、房舍及其他物资设备进行彻底的破坏,也就是最初形式的、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作战”。日本学者新村出主编的《广辞苑》(1955年第1版)收录了“烬灭作战”一词,将“烬灭”解释为“烧尽灭绝”,意即“烧光杀光”。

  抢光——日军在“扫荡”中破门闯入民居,无耻抢掠

  1940年11月16日,八路军总部通电全国,揭露日军在“扫荡”中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野蛮暴行。24日,《新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题为《粉碎日寇对华北“烬灭扫荡”的新阴谋》的社论,指出:“日寇称其近日对华北进行的为‘烬灭扫荡’或‘焦土扫荡’,其内容便是:逢屋便烧,逢人便杀;俾其扫荡区域,屋归于烬,人归于灭……日寇对华北的兽行,决不单是报复(注:指百团大战),也决不单是军事企图。而是在其‘和平攻势’失败而增加局部军事逼迫的策略下,直指华北八路军的。”当天该报的第二版还刊登了我华北军民痛歼暴敌,粉碎日寇“烬灭扫荡”,以及日寇在“扫荡”中所犯下的烧杀奸淫抢掠的种种暴行。这是我党在“三光政策”这一用语正式出现前对“三光政策”最早的揭露。

  1941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批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提出要“继续对中国进行压迫,力求在昭和16年(1941年)夏秋之季,以军事、政治、谋略的综合压力,解决中国事变”。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今后“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并调集除关东军外侵华兵力的75%和全部伪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清乡”和“蚕食”。

  据统计,1941年至1942年的两年间,华北日军组织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扫荡”132次,1万人至7万人的大“扫荡”就达27次之多,有时在同一地区反复“扫荡”3至4个月。“扫荡”的伎俩更是五花八门,诸如“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清剿”“反转电击”“辗转抉剔”“梳篦清剿”“拉网合围”“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虽然日军在作战命令和作战术语中并未有“三光政策”或“三光作战”一词,而称之为“烬灭作战”“彻底的肃正作战(讨伐)”“彻底覆(讨)灭”“讨灭作战”等。但毫无疑问,它们“实际是非常接近、或是几乎完全一样的”。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可谓是“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而将其“发扬光大”的则是号称日本“三杰”的老牌侵华头子冈村宁次。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替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扬言“要在4个月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为此,他纠集日军5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的大部和伪军共7万余人,用其在朝鲜和东三省的“剿共”经验,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大“扫荡”,其规模之大、频率之高、手段之狠毒,都是空前绝后的。

  烧光——华北大“扫荡”中,日军放火焚烧村庄

  日军在“扫荡”中惨无人道地推行“三光政策”,制造了多起惨案,甚至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进行细菌战,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制造了东西长350余千米、南北宽40余千米的无人区。如1941年1月,日军血洗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村,一次集体屠杀群众1300余人,焚烧房屋千余间。1942年5月至7月,在对冀中区的大“扫荡”中,日军残杀、伤害、抓走群众高达5万多人。当时的华北地区,呈现出“无村不戴孝,处处是狼烟”的惨景。

  “三光政策”给华北抗日根据地带来惨重的损失,最困难时根据地面积缩小1/3,冀中、冀南、冀鲁豫、鲁中、冀鲁边等抗日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有的还变成了敌占区,人口也由5000万锐减至2500万,八路军由40万减至34万。敌后抗战进入到极端困难时期。

  1941年7月7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在第二版刊登了朱德总司令撰写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第四周年》一文,指出:“敌后经济的特点,是敌人的封锁和毁灭政策。在封锁方面,则隔断我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隔断城市与乡村的来往,在毁灭方面实行其‘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口号,这种经济上的封锁摧残,其为祸之烈,在敌后方显然比我后方要厉害得多。”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对“三光政策”最早的正式表述。

  东京审判中的冈村宁次

  这一时期,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太行版)《晋察冀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我党我军主要报刊的社论、评论、消息,以及中共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出现“三光政策”这一用语,并做了更形象、更具体的描述与揭露。如1942年1月15日《解放日报》第三版刊登的《敌寇在华北的强化治安运动》一文指出:“所谓‘三光政策’就是敌人每次‘扫荡’我根据地时,常挨村洗劫,将男女杀光,东西抢光,房屋烧光,造成一片焦土,使我军民无法安居,形成所谓‘无人区’。在实行‘三光政策’时,敌人特别注意对我生产工具与牲畜之破坏与掠夺,企图根本摧毁我生产,以饿死我军民。”“三光政策”作为侵华日军野蛮凶残、奸淫烧杀、抢劫掠夺、无恶不作的代名词,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家喻户晓了。

  在战后日本出版的刊物及书籍中,也出现了“三光政策”这一用语。如《百科事典》《广辞苑》等均收录了“三光政策”一词,并解释为“日华战争中,日本实行的残酷的非人道战术,是中国的叫法”。

  综上所述,“三光政策”是在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实行带有战略意义的极其恶毒的政策,妄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战斗意志及物质基础,进而霸占全中国的阴谋计划的组成部分。

  然而,作为推行“三光政策”的急先锋、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冈村宁次,在其战后所着的回忆录中竟然无耻狡辩,诡称:“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节,向司令部全体高级军官作了训示,首先朗诵明治天皇所作诗句‘国仇固当报,仁慈不可忘’,然后带领大家高呼‘灭共爱民’。在那以后,我认为贯彻爱民方针至关重要,又提出了‘戒烧、戒淫、戒杀’的标语训示。这条标语并非出自我的发明,而是借用了清军入侵明朝时的禁令。”俨然将自己装扮为“三光政策”的反对者。尤为甚者的是,冈村还倒打一耙,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三光政策”的无情揭露污蔑为“日、中的共产党把我的三戒标语篡改成‘冈村宁次的可杀、可烧、可抢的三光政策’大肆宣传”,妄图颠倒黑白,欲盖弥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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